首钢30年慢病防控经典

■从1969年开始，历时三年，筛查了10450位工人。这一查，可不得了，查出高血压患病率为11.7%，比全国患病率整整高出一倍！当时甚至很多工人还不知道高血压是什么病。厂区里的广播还天天宣传高血压劳模不休工的光荣事迹。

　　■作为车间医师，王淑玉被大家称为“活字典”，她负责的几百号工友，谁身体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该量血压了，她都了如指掌。熟到“可以预测到下个月会不会再休工”。

　　■吴锡桂至今还记得当时美国方面的课题领衔专家Stamler教授带队去首钢查看现场调查，当场就用Y型管听诊器亲自考核她与刘力生教授血压测量结果是否合格，也就是将血压计的读数表格遮住，两人同时听诊，报出血压数，最终看结果是否一致。而当时，二位已是正高级职称的教授了，“足见其专业和严谨。”

　　■历时24年，通过对5222名男工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横断面调查，对5137名男工的脑卒中的横断面调查，首次证明血压、胆固醇升高和吸烟是我国男性人群心肌梗死发病的危险因素；其中吸烟危害最大，控制其他三者后，吸烟者比不吸烟者心梗发病率增加137%；总结出高血压、肥胖、吸烟、高胆固醇是我国成年男性心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

　　■1980年代，首钢经济效益好。工人的伙食，也是一级棒。吴锡桂跟记者用手一比划，“约莫这么大一碗红烧肉，工人一顿就吃一碗，加四个馒头一份咸菜。肘子，一顿可以吃俩”。当时工人的人均食盐量是15.6克。比世卫组织推荐的标准快要高出一倍。医疗组便一头扎进厨房，告诉炊事员、厨师多买青菜少买肥肉，特别叮嘱少进咸菜。



受访专家：

　　刘力生，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吴锡桂，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流行病研究室主任

　　王健松，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首钢医院慢性病研究所所长

　　王淑玉，原首钢总医院心血管病防治研究所首任所长

　　廖燕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古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首钢不仅炼钢，还炼健康。

　　1969年开始，到1999年首钢搬迁，整整30年，高血压发病率从高出全国一倍，到回到平均水平甚至更低，造就了一个世界慢病防控的经典——首钢模式。

    三代科研人员，经过十年总结验证，查、管、治、防、教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了高血压，用24年的实战干预，证实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有效控制慢病，用三十多年的专家帮扶、基层管理、职工自防的管理模式，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有科学依据的综合预防措施。

　　慢病正在窒息中国，损伤的不仅仅是百姓的健康，更重要的是正牵制着各地经济的增长。当前，地方政府正在到处寻求控病良方，其实，家门口的首钢模式便可引以为鉴。

　　每天因为高血压休工600多人，相当于一个中型钢厂不开工

　　上世纪50年代，医学界提出的口号是“让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也丝毫不过时。

　　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如今已85岁高龄的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仍然记忆犹新。“1959年，全国第一次高血压普查，高血压患病率约为5.5%，首钢要远高于这个数。”

　　那时首钢厂区条件并不好。工人炼钢是“前面火炉烤，后面北风吹。车间都是透风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王健松想起当初那个场景说，炼钢需要力气，老理儿常说，吃盐有劲儿，工人吃菜咸得很。厂子里年纪轻轻的工人血压高的很常见。

　　当时有个粗略统计，“首钢全厂每天因为高血压休工的工人就有600多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开不了工。”1959年，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吴锡桂教授首次去首钢时，当时的首钢医院院长对她神情凝重的说出这个数字，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医疗专家进首钢，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契机使然。在那个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盛行的文革后期，阜外医院的刘力生教授作为首批医疗小分队，下到首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说劳动，也帮不上什么忙，到处都是大高炉，工人又担心我们出危险，干脆就干点力所能及的，给工人量量血压看看病吧。”

　　于是，从1969年开始，由刘力生牵头的阜外专家联合首钢医院的基层医务人员便开始对首钢工人开展高血压普查，历时三年，筛查了10450个工人。这一查，可不得了，查出高血压患病率为11.7%，比全国患病率高出一倍多！而且，当时工人对此并不重视，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当时的风气是生病不下岗。我记得当时有个劳动模范，天天在广播里宣传他的光荣事迹，尽管他患有严重高血压，仍天天玩命儿炼钢。这太危险了。”刘力生认为，这种情况下，给病人做个血压筛查，找出高血压病人并帮助治疗，非常有必要。于是，查出来高血压的病人，当即就“管”起来。所谓管，在当时条件下，就是简单的用药及复查，从1972年开始，又专门成立心血管病防治组，对这些高血压工人建立三级防治网，开始进行分级管理。

    “所谓分级管理，就是给查出的高血压病人按轻、中、重分级，分情况用药，并每月、每半月或每周复查一次，同时，凡血压达到三级管理水平或虽不够管理水平但已发生心血管并发症的，都给其建立病例，规范治疗。”时任首钢医院心血管病防治组首任组长的王淑玉解释。而三级防治网，就是地段和厂矿保健站、心血管病防治组、心脑病房组成三级网，由心血管防治组牵头按统一防治方案给予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在保健站进行常规筛查和治疗，需要收治住院的安排进心脑病房。这样，经过系统治疗控制血压，评定降压疗效。

　　而说起这个三级防治，首钢医院副院长王健松显得颇为自豪。“这与首钢自身的医疗体系有很大关系，可谓有先天优势”。原来，从五十年代起，首钢医院就已形成非常健全的医疗预防保健系统，其首任院长在五十年代便提出对“首钢职工和家属从生到死都要管”的理念，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车间医师负责制”，每个车间和地段（相当于现在的社区）都有自己的保健医师。厂矿的保健站全面负责职工健康；地段医师负责退休职工及职工家属健康管理。

　　“有了这个基层保健体系的基础，开展大规模的高血压普查防治便更方便有序。”刘力生说。

　　十年随访降压达标率达71%，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

　　可实际上，给万名工人查血压，督促用药，哪儿那么容易。

　　三级管理体系中，对按时吃药、按时复查等都得做细致的登记。如今已七十多岁的王淑玉教授，戴上老花镜，翻着如今已经泛黄的《首钢医院心血管病资料汇编》，指着上面细致繁密的数字与表格对记者说，“当年没有电脑，这些都是我们一笔笔算出来写上去的。”

　　若论苦，在这么大面积的区域开展三级防治，让措施“四角着地”，可不是件美差。

　　一个车间七八百工人，哪能保证人人都去量血压？“不去，我们就下去找。”工人在高炉上干活，医生就在底下等着量血压、送药，烟熏火烤粉尘飞。原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吴锡桂教授忆起当初，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带着几个医生猫着腰穿过黢黑通道，背着仪器走进车间，在那个钢花飞溅、铁水奔流的环境里，一不小心，穿的塑料凉鞋鞋底就会与滚烫的地板砖粘连在一起。“那时境界很高，不怕苦，也不说累，就为了工人一个好身体，少休工。”吴锡桂笑说。

　　何时复查，何时调整药量，医生比患者记得还清楚。

    王淑玉被大家称为“活字典”，作为车间医师，下管的几百号工友，谁身体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该量血压了，她都了如指掌。熟到“有时都可以预测到下个月这个工人会不会再休工。”

　　廖艳华的父亲就是车间医师，一毕业就接了父亲的班而进了厂，继续当起车间医师，天天量血压，赶上体检人多的时候，一天量几百个，“手上都磨出了茧子。”

　　又何止是量血压。

　　还要宣传如何预防高血压。首钢基层医务人员就写板报，做宣传册，更多的时候，要下去找病人，直接进车间，趁着工人休息，就几个人围坐在一起，面对面说。所谓“登三轮的腿，说相声的嘴。”还要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营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等知识俱全，否则不是出门碰壁，就是讲话没人听。很多预防常识，医生掰开讲，揉碎了说。“与其告诉他高血压的危害，倒不如拉家常，直接说，老李，这段时间血压控制不好啊，少吃盐。下个礼拜接着去复查。有时还得给解心宽，一生气着急，血压又上去了。”廖艳华直接跟工人打交道，称这为有效的“话疗”。

　　1982年，对最初的10450名筛查工人进行10年随访，对已经管理的3178例高血压患者做分析，血压管理率达到60.8%，控制在临界以下的达71%。（据首钢医院心血管病防治所资料汇编1969年~1990年）

　　也是在这一年，刘力生教授带着首钢高血压管理的5～10年随访结果在WHO（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作报告，引起世界关注，WHO曾派专人来考查，认为首钢这种终生管理和随访的模式（from cradle to grave，即从生到死）为流行病研究和高血压管理提供了最佳基地。这种高层医疗机构帮扶，基层医疗配合，让工人血压得到控制的办法有效，也是可行的。WHO专家认为，对首钢队列人群进行随访将对中国的高血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期开展长达24年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调查，打造中国版“弗明翰”

　　光把血压控制住了，还远远不够。在筛查高血压时，医生们就已经发现，还相当一部分工人有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病。

　　“我们只是临床大夫，发现高血压了，就治，把血压降下来。到底除了高血压，还有哪些是脑卒中和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并不清楚。”刘力生说。于是，在筛查管理高血压的同时，一场历时24年，针对脑卒中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的调查及干预也在悄然展开。

    如果说1969年开始的高血压筛查及管理，只是大家摸索着前进，那么，从1974年开始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调查，便是一次科学、正规、系统的流行病学意义上的调查，而此番不光是调查，还开始了实际干预，并进行了有效性的科学验证。

　　牵头做冠心病危险因素调查的吴锡桂想起此番调查开始的契机，印象深刻，脱口而出——“打造中国版弗明翰。”

　　在196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心脏病研究所就在一个叫弗明翰的小镇选取5209名成年人群做前瞻性观察，得出“血脂和血压水平升高，是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吸烟和肥胖也值得重视。这给大家带来很大启发。

　　当时阜外医院的黄宛教授（已故，被誉为中国心电图之父，其《临床心电图学》被心脏科医生奉为圣经——编辑注）认为，通过对居民的调查，了解冠心病发病的原因，这是一种有苗头的研究方法，应该引到中国来。

　　于是，从1974年开始，在首钢厂区6万职工中开展心血管危险因素抽样调查，同时完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以脑卒中、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为重点进行疾病发病及死亡情况进行监测登记。

　　“这在当时，意义非常重大。”吴锡桂强调，不光是建国来首次按照国际规范开展死亡登记，填补了我国在此方面的空白，也正是在此期间，基本摸清了首钢的心血管病流行情况。

　　而从1980年代开始，该项调查又因为美国专家的加入，而更加严格和规范。那是1981年，被誉为心脏病之父的美国心肺研究所教授怀特（已故）带领团队开始中美合作，主攻流行病学调查，将首钢这个试点，作为一个国际科研课题来操作，目的就是科学、准确强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

　　说起严格与规范，吴锡桂深有感触，“甚至连量血压这种小事儿，都需要经过严格培训，通过4种考核合格方可持证上岗。还要没半年重新培训、考核一次。”

　　当时美国方面的课题领衔专家Stamler教授带队去首钢调查，当场就用Y型管听诊器亲自考核她与刘力生教授血压测量结果是否合格，也就是将血压计的读数表格遮住，两人同时听诊，报出血压数，最终看结果是否一致。而彼时，面对如此严苛考核的两位，已是拥有正高级职称的教授了。“足见其专业和严谨。”

　　也正是这样的科研风格提高了筛查质量，使这项研究“与国际接轨”，并获得了准确科学的总结数据——历时24（1974~1998）年，通过对5222名男工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横断面调查，对5137名男工的脑卒中的横断面调查，证明血压、胆固醇升高和吸烟是我国男性人群心肌梗死发病的危险因素；其中吸烟危害最大，控制其他三者后，吸烟者比不吸烟这心梗发病率增加137%；总结出高血压、肥胖、吸烟、高胆固醇是我国成年男性心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总结出年龄、血压、吸烟、饮酒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而这些成果，为如今控制危险因素预防慢性病提供了科学佐证。

　　开展干预实验验证效果，脑卒中发病降低一半

　　摸清了危险因素，就能有的放矢，开始有针对性的干预预防。除继续此前开展的高血压筛查及三级管理以及宣教以外，还针对吸烟、高胆固醇等危险因素新开展了膳食干预与戒烟动员，借此帮助工人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那么具体怎么干预？怎样做才有效？这在当时并无先例可参照，专家团队就在首钢的焦化和炼铁两个保健站，先进行戒烟、减重、改善膳食结构的三个小规模“预实验”，目的就是试验这种干预的可行性，时效性和是否可推广。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拿改善膳食来说，要说改变几十年的饮食习惯，谈何容易。尤其1980年代，首钢经济效益好。工人的伙食，也是一级棒。吴锡桂跟记者用手一比划，“约莫这么大一碗红烧肉，工人一顿就吃一碗，加四个馒头一份咸菜。肘子，一顿可以吃俩”。吃盐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工人的人均食盐量是15.6g。比世卫组织推荐的标准都要高出一倍。

　　改变这种高脂高盐饮食势在必行。

　　于是，吴锡桂与搞营养的阜外专家周北凡教授（已故，曾任阜外流行病研究室主任，中国人超重标准制定者之一。）等专家，联同首钢医院的基层医务人员一起，一头扎进厨房，给食堂的采购员、炊事员办学习班，讲解合理膳食的重要性。

　　“告诉他们多采购青菜与豆类，少买肥肉，适当加点鱼类。还要特别叮嘱少进咸菜。嫌没味儿，就改用辣椒和米醋调配。”吴锡桂说起当初这些小法子如数家珍。至于控盐，那可是最较真的，有时就干脆站在厨师身边，盯着他用小勺舀。

　　“起初一定不习惯，工人有抱怨吧。”记者笑问。

　　一旁的王淑玉教授连连摆手，“平时做了很多宣教，不光针对厨房，还面向所有工人，光小册子就印了几万册，闭路电视也放，又面对面的讲，我们甚至把控盐的大宣传栏就架在打饭窗口旁边，听懂了，理解了，大家自然也很配合了。”

　　而如此细致强化的干预真的带来了显著效果。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根据1999年总结的对一个分厂观察8年的资料分析结果，加强干预厂（相对于非干预厂区）的食用盐由16克降低到10.6克，600余名就餐者的收缩压较一般干预厂平均降低3.4毫米汞柱，舒张压平均降低2毫米汞柱，血压均值也比一般干预厂要低。

    由此可见，通过改变膳食来控制血压，不仅可行，而且效果显著。与此同时，戒烟预实验与减重预实验也取得显著效果。

　　吴锡桂说，这三个干预实验，在当时都是国内最新的心血管病人群干预报告，该课题也是国内唯一。

　　干预实验的成功坚定了全面铺开并推广的信心，在这样的干预下，收效显著——依据首钢人群疾病监测资料，从1974年至1998年，首钢人群脑卒中发病率24年降低了54.7%，死亡率下降了74.3%。（据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3年3月第37卷第2期）

　　为进一步论证干预效果，在首钢试点的同时，中美合作专家在国内其他地区选择了9组非干预人群与首钢的干预人群做对比，结果表明，非干预的9组的危险因素水平基本都是升高的，唯独首钢保持原状，且多呈下降趋势。再次力证了这种摸查危险因素并进行有针对性综合干预的方法效果显著。

　　首钢模式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广，吴英恺院士称其为“了不起的战果！”

　　很快，首钢24年的干预效果在当时掀起广泛反响，并为世界瞩目——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首钢模式”作为中国人群社区防治心血管病的典型，向全球推广这一模式的先进经验。

　　“了不起的战果。”当时的阜外医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吴英恺教授（已故）在首钢成果鉴定会上激动地即席发言，称首钢是我国心血管病防治的一面旗，坚持多年，实属不易。

　　这面旗，在当时起到了鲜明的带头作用。首钢防治经验被推广到冶金系统，后又带动“汉中社区”等一系列高血压防治社区的建设和基于这些社区开展的科研工作。

　　而这样的综合预防管理模式又何尝不是当今慢病防控的样本。

　　今年4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确定今年健康日的主题是高血压管理（selfcare），并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加强自我管理。这与几十年前在首钢推行的管理理念一脉相承。

　　在慢病成为全世界疾病负担的当下，“管住嘴、迈开腿，戒烟减重”等防慢病策略并屡屡提及并呼吁，而我们常常因质疑或看轻它的有效作用而将其忽略。又可曾知，在半个多世纪前，医学专家们就用扎实的随访调查、科学严谨的对比数据探索出了可行之路。

　　这些成果，早早为我们指明了我国心脑血管慢性病的防治方向，告诉我们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控制住未来会带来重大疾病负担的慢性病。也让我们看到，基层在防控慢病方面可发挥的空间有多大。

    “让基层动起来。基层卫生防疫站不光要打预防针，还要把慢性病管起来。将他们培养成慢病防控的主力军。”这是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的期许，更是未来慢病防控的发展方向。

　　文中资料图均由吴锡桂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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