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医护人员越来越缺了

■新闻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1月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据上海市卫计委披露，2012年上海报告的艾滋病病人数较2011年同期增加42.8%。而据北京市卫计委11月28日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北京市2013年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较2012年同期增加了19%

■阅读提要

　　顶级专家缺　翁心华教授桃李满天下，但众多弟子中，也只有卢洪洲一人主攻了艾滋病研究。“很多人见了我就躲，没病的生怕和我在一起被人误解，而出了医院，患者也不希望和我在一起，有人说我长了张一看就会联想起传染病的脸。”卢洪洲幽默地说。

　　出诊医生缺　医生缺失严重，现在连排个门诊医生轮候表都快排不出来了，对此卢洪洲也很无奈。“开学术会议时，常常有同行或师兄弟们见到我们言语间充满疑惑与怜悯，很多新入职的医生正是受不了这样的歧视态度，最终选择了离开。”病房里一位医生对记者叹了不止一口气。

　　护理人员缺　艾滋病患者骤增，且收治入院的大多为外埠病人，往往投医无门，多方辗转而来，他们并发了脑膜炎、肺炎、弓形虫感染疾病，种类多样，不仅护理内容不同，且病情通常极其危重。“每天上班都像打仗，而且不分昼夜。”护理人员的缺失不亚于医生。



　　每天天还没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卢洪洲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就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往离自己家最近的医院班车集结点。

　　这些班车的目的地是距离上海市中心五六十公里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里是上海市唯一一家专门收治艾滋病病人的地方。如果坐不上班车，就意味着要先去上海南站坐小火车，一小时后再花几十块钱打车才能到达医院。

　　不便利的上班条件倒不是卢洪洲最操心的，他最头疼担忧的事情是缺人——护理人员更迭频繁，医生连每天看门诊的班次都快排不出来了。

　　随着国家对艾滋病患者的支持政策越来越好以及临床抗病毒药物的推陈出新，艾滋病本身也由夺命恶魔变成了一种可控的慢性病，但医护人员作为艾滋病救治体系中的主角，队伍建设却捉襟见肘。“这将会危及整个艾滋病救助体系。”卢洪洲掩饰不住自己的担忧。

临床专家奇缺：“翁老的众多弟子中，只有我主攻了艾滋病。”

　　上午九点，阳光照在病房的加床上，卢洪洲教授准时来到这里，带领科室医务人员查房。这位在甲型禽流感和H7N9禽流感战役中赫赫有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平时承担最多的角色，却是一名艾滋病临床诊治专家。

　　身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家三甲医院，卢洪洲还是会时不时自豪地提起自己师出名门——他是上海华山医院大名鼎鼎的感染学泰斗翁心华教授研究生的开山门大弟子。而华山医院的感染科已连续三年蝉联全国专科排名第一。

　　“很多人见了我就躲，没病的生怕和我在一起被人误解，而出了医院，患者也不希望和我在一起，有人说我长了张一看就会联想起传染病的脸。”卢洪洲幽默地说。

　　翁老桃李满天下，但众多弟子中，只有卢洪洲一人主攻了艾滋病研究。在美国读博士后的卢洪洲了解到艾滋病带来的医疗变革后，一回国便一头扎进了艾滋病临床治疗和研究。

　　一次带学生去外地采集样本，卢洪洲不小心被沾有阳性血样的针头扎到。他几乎是本能地迅速清洗了伤口，考虑到职业暴露感染率极低且及时处理了伤口，当时的阻断药物又有较大副作用，他最终没有选择服用阻断暴露的药物。

    接触病毒到最后血液标本检出阳性，至少需要一个月。在等待判决的一个月窗口期，艾滋病恐惧症描述的各种焦虑、抑郁、强迫、疑病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的心理障碍等，卢洪洲都经历了一遍，发热、疲乏，整整三十天度日如年。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卢洪洲至今仍心有余悸。幸运的是，一个月后，检查结果为阴性。“我现在见到恐艾症患者，沟通起来可以完全没有障碍，因为感同身受，我很能理解他们，用我自己的经历能很快让他们相信自己没有患病。”

医生缺失：“每次排门诊班次是个伤脑筋的事情”

　　在卢洪洲从事艾滋病临床救治的这十几年间，艾滋病也由夺命恶魔变成了可控的慢性病。

　　因为艾滋病本身不致命，各种严重并发症都是因免疫力低下继发的感染造成。随着治疗水平的提升和新药的研发，持续服用有效的抗感染药物就可阻止病毒复制，提高机体免疫力。这意味着，艾滋病如能够得到及时规范的治疗，艾滋病患者可像正常人一样活很久。卢洪洲介绍，现在大部分艾滋病人在门诊随访就能长期生存，收进病房的往往都是继发各种感染的病人。

　　艾滋病临床上遇到的最大难题，已经不是这种病本身了。

　　“全上海就我们一家医院看这个病，曾经想让一些门诊随访的轻度患者就近分流至其他医院感染科，但至今仍没有落实。” 卢洪洲介绍，“可以这么说，现在连排个门诊医生轮候表都快排不出来了。”

　　待遇低也是个问题。随着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覆盖了全国艾滋病患者，病毒检测和治疗、医疗咨询几乎全免费。“这对于防控艾滋病确实显著有效，对患者也是福音。但反过来，治疗咨询都免费，承担艾滋病治疗的医生的工作量等于被忽略了。” 艾滋病治疗几乎成了国家公益项目，而和疾控中心能够获得全额拨款不同，目前政府对医院这一块财政的补偿机制仍没有建立起来，这也是其他机构不愿就近接收艾滋病人的重要原因。

　　“跟卢教授从事这一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但开学术会议时，常常有同行或师兄弟们见到我们，言语间充满疑惑与怜悯，言下之意我们这行劳动强度大，职业暴露危险度高，收入少，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力差，干不了其他工作才留在这里？很多新入职的医生受不了这样的歧视态度，最终选择了离开。”病房里一位医生对记者叹了不止一口气。

护理人员奇缺：“要么离开那里，要么离开我儿子”。

　　医生查好房，护士们更加忙碌起来。听说是采访，护士长查姐表现出歉意，“得稍等我一下，这里人手太少。你先看一下我们医院自己DIY的那部微电影《爱是一种选择》。里面全是真人真事。”

　　在这个画面并不十分精美的微电影中，一位年轻美丽的护士因为救下了想跳楼的病人而被大家称赞，但没想到自己的事迹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后，未婚夫家人这才知道她在艾滋病房工作，“要么离开那里，要么离开我儿子”——她最终错过了一场看起来很不错的姻缘。

　　“我们病房内这样的事情很多。”午餐片刻，查姐才气喘吁吁地赶来。因为护士们大多是女孩子，面临结婚生子，高危职业的暴露让她们内心的压力更大。“有些护士都已经怀孕了，但偶然一次打针的失误可能就要面临流产，不然阻断药物可能导致胎儿畸形。”

　　“外面的人不理解就算了，最可气的是有些家属来自医务系统，居然也一点不支持。一位护士在打针时不慎戳到自己的手，她马上做伤口处理，服用了阻断药物。由于药物伤害很大，她爱人还是位医生，居然也不能接受她，冷嘲热讽好久。姐妹们受到的是双重压力。”

    十几年前，查姐刚工作时，艾滋病人还很少。但最近几年，查姐明显感觉到患者一下增加很多，原本只有44张床位的医院，现在走廊上都加了12张床位。收治入院的大多为外埠病人，往往投医无门，他们并发了脑膜炎、肺炎、弓形虫感染疾病，种类多样，不仅护理内容不同，而且病情通常都极其危重。“每天上班都像打仗，而且不分昼夜。”

　　护理人员的流失不亚于医生。病房护士长每年都会组织对新鲜血液进行培训，这里十八般武艺俱全，可以学到很多，但离开却是常有的事。“很能理解离开的姐妹，其实我自己也不图啥，只想帮帮那些连亲人都避之不及的艾滋病人，也希望社会对我们医护人员更加尊重一些。比如，像老夏这样。”

患者老夏：“这些植物代表了祈祷生存和幸福生活的希望，得守护好它们。”

　　护士长说的老夏，正在为病房窗口一排植物专注地浇着水。植物是一位病友的父亲照看儿子时种下的，后来慢慢形成了传统，病友们住院时，也愿意多种一棵。“这些植物代表了祈祷生存和幸福生活的希望，得守护好它们。”

　　说话还有些羞涩的老夏其实已经是一位“触电”大名人了。

　　2010年12月1日，反艾滋病歧视纪录片《在一起》在北京首映。他作为三名艾滋病患者之一出现在片中，2011年，他又和当时的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彭丽媛一起拍摄了《没有歧视，我们在一起》的公益广告。“拍宣传片时，彭老师搂着我们，就像老师和妈妈一样，我们都是她的忠实粉丝。”

　　老夏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是在2008年。那时不仅免费检测HIV，甚至还给50元钱的路费。检测结果是阳性，“那一刻，彻底绝望了。”此后，他为家庭破碎、流离失所而心灰意冷，还为此住进寺庙，希望了结俗世的烦恼。

　　是卢洪洲教授和护士长们接待了他，“他们一直安慰着我，告诉我艾滋病已经不是绝症，国家政策又让我们能终身免费服药。”现在，每个周一到周五，老夏都来医院帮忙，成了志愿者。

　　老夏私下对记者说，这里的医护人员很不容易，“我是规范治疗后活得很好的案例，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再把这种心理正能量传递给病友，哪怕只是握着他们的手。”

    中国移动用户编辑jksb到10658000订阅《健康时报手机报》，内容包含时下最新的健康热点、生活时尚、吃出健康、中医养生、心灵驿站、医疗课堂、服务互动等权威、实用的健康资讯，5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