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总书记握手后
健康时报记者 杨小明
▲ 老纪定期会到北京佑安医院治疗。健康时报记者牛宏超/摄
■老纪老两口现在最大的烦心事就是儿子找不到对象，妻子也曾经托人给儿子介绍过对象，“只要对方一得知我感染了这个病，立马就吹了。”现在老两口建议儿子找个外地的，“这样会好点”。
■“每次去乡亲们家里吃酒席，本来一桌坐八个人，我只要往那一坐，渐渐桌上的人不是说去上厕所，就是说回家，然后一个个都去别的桌。”老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担心我传染他们，所以我尽量少去别人家。”
■“当时我跟总书记握手，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儿，也没有想到给我生活带来这么多变化，当时只想着，能跟总书记握手机会多难得啊，况且能让别人看到总书记都敢跟艾滋病人握手，别人肯定也会理解我们这些病人，没想过会出现这么多事儿。”
新闻背景：
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预计在78万人，当年新发病毒感染者4.8万人。 性传播感染占比76.3%。其中，同性传播占13%。
一位艾滋病人跟总书记握手后，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老纪，今年48岁，在他40岁那年，也就是2004年11月30日下午3时40分，躺在北京佑安医院病床上，跟胡锦涛总书记握了手。
这个时间的精确度，让老纪终身难忘。
不过也正是八年前的那“历史性的握手”，因当时媒体报道没有作技术处理，让老纪变成了 “名人”，八年来，老纪的生活彻底被改变。
八年做着没有工资的工作
11月21日上午，在北京佑安医院，记者见到了老纪，个不高，清瘦，皮肤黝黑又泛黄，两腮有点凹陷，不过脸上却带着朴素的微笑。一见面，记者主动跟他握手，老纪笑言，八年前，我这只手可是和胡总书记握过的哟。
说起这八年，老纪叹了口气。
老纪是山西运城闻喜县的一位农民，因在地下血库卖过血，1998年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闻喜县是山西省艾滋病感染者比较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些跟老纪一样的感染者，都是受害于上世纪90年代的“地下黑血站”。
八年来，老纪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舒心园”——老纪2003年牵头成立的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团体，成员都是当地县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平时，老纪去各村散发防艾宣传资料，有时候会去学校，为了避免学校不让进，老纪这么多年来总结了一些经验:进学校宣讲，先找村长，让村长领着去学校，宣讲就能顺利进行。渐渐地，各村的人都知道闻喜县有个一天到晚宣传防艾的老纪。
除了防艾宣传，这么多年来，老纪还成了艾滋病友的救火队长，病友去城里治疗了，一些家庭琐事，都会找到老纪帮忙打理。
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天寒地冻，傍晚时分，老纪接到了一个病友家人的电话。病友发高烧了，由于村里医生都不敢去为他输液，家人只好给老纪打电话求救。病友的村里距离老纪家有二十多里路，颠簸到病友家，天已经黑得看不见手指。病友的家人急得团团转，医生却不敢给他治疗。老纪平时在北京佑安医院护士那学会了注射，先用酒精给病友额头和四肢擦拭，给病友打了退烧针。这一折腾就是晚上10点多。不放心病友，老纪当晚就住在病友家里。
老纪说，舒心园成员是分片区工作，老纪目前分管5个村的防艾工作。这些工作全是自发和义务的，政府没有一分钱的投入，他们也没有一分钱的工资。
儿子到现在也找不到对象
老纪的身份被曝光当天，读初三的儿子在学校就呆不住了，儿子当天便离家出走，虽然后来被找回来，儿子却再也不肯上学了，要去打工。一开始，儿子在邻村的玻璃厂打工，干了没多久，厂里就找理由把他辞退了。“有时候去厂里打工，同村的人会说，他家有艾滋病人，会传染的，都不敢和我儿子在一起。”老纪无奈地说。后来儿子无奈，只身一人去了天津，一年也只回家一次。
北京离天津这么近，记者问这次来北京，儿子有没有来看他，老纪说没告诉儿子，“怕他来北京看我，折腾路费不说，还打扰他工作。”老纪的儿子今年24岁了，在村子里，很多小伙子已经成家了，甚至有一些比他小的人都已经结婚了，儿子到现在却还没有谈过恋爱。妻子也曾经托人给儿子介绍过对象，“只要对方一得知我感染了这个病，立马就吹了。”现在老两口，建议儿子找个外地的，“这样会好点”。
儿子告诉老纪，就算找个外地姑娘，也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状况，包括父亲的患病情况。“他说这是对对方的真诚，要是对方真心喜欢他，就不会在乎这个。”老纪说，儿子的婚姻大事成为这几年他们老两口最烦心的事儿。每次心烦的时候，他就去病友家里转转，“因为他们愿意听我说，我也敢什么都跟他们说。”
四个姑姑断了联系
跟老纪聊天过程中，发现老纪是个热情又朴素的农民，老纪告诉记者，曾经他在村里是非常受欢迎的，村里不管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叫上他帮忙。这一切在2004年11月戛然而止。
一开始，村里人视他们家人为瘟神，走路都是绕着走。随着这几年防艾宣传的加强，现在村民比以前有所改观，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也会叫上他，不过叫归叫，待遇却完全不一样。
“每次去乡亲们家里吃酒席，本来一桌坐八个人，我只要往那一坐，渐渐桌上的人不是说去上厕所，就是说回家，然后一个个都去别的桌。”老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担心我传染他们，所以我尽量少去别人家。”
除了乡亲们，亲人的态度也让老纪非常难受。老纪有四个亲姑姑，在身份没有被曝光之前，亲戚之间走动非常亲密，可自从艾滋病患者身份被曝光后，八年来，四个姑姑不跟老纪家来往了。
2007年，老纪的妹妹出嫁，老纪按照礼节，给他的四个姑姑打电话，四个姑姑接到电话都说了同一句话“你以后别给我打了，我也不会去的。”
挂了电话，老纪很难受，“妹妹是二婚，她出嫁需要亲人们的祝福，我觉得对不起妹子，是我拖累了她。”妹妹反倒安慰老纪，不来往就不来往呗，无所谓！
跟记者说起这事儿，尽管老纪强颜欢笑，眼眶却一下变得潮红。不过让老纪欣慰的是，他的弟弟妹妹们还是跟从前一样，没有疏远老纪。
哪怕触动一个人也值
以前农闲时，老纪去打打零工，日子虽然吃紧，但也过得自在。自从握手“出名”后，这么多年来，老纪再也找不到零工干了。
村子里有人盖房，外地来了个包工头在村里找工人，一开始老纪被录用了。可是刚干了两天，包工头找到老纪，告诉他，活差不多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人，让他走。“可事实上，当天晚上，那包工头就去村里找其他人，我知道，同村人把我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传到了包工头那里。”老纪说，他理解包工头的想法，识趣地走了。后来又找过很多份零工，都遭遇了相同的事情。
2007年，老纪得过政府一笔“支助”。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给老纪和其他三个艾滋病感染者一共2000元的费用，四人每人拿了500元，老纪拿这500元去做了“投资”——买了5只羊。不到一年时间，就产了十几只羊羔，那时候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好景不长，还没养到两年，村里有政策，统一不允许放养羊，家里圈养不了，最后都卖了，这个经济来源就又断了。
老纪说，这几年家里可以用窘迫来形容，全家人的开销，包括他的治疗费等都成为头等大事。如今，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靠妻子在农闲时给人打零工，在村里帮别人捡药材、拔草、干农活，用得上她的，她都去，一天50元。而老纪的女儿现在县城上高中，妻子干了半年的工钱，除去家里开销，还不够女儿每周八九十元的生活费。尽管生活紧巴着过，但老纪现在最大的副业仍然是舒心园的工作，到处宣传防艾知识。他说每次来北京的感觉都跟在老家不一样，在佑安医院，医护人员没有异样的眼光，治疗上还总为他提供一些便利。
“我用我的境遇来教育这些年轻人，一定要远离感染艾滋的危险因素，哪怕我的现身说法只能触动一个人，我也觉得非常值。”老纪认真地说。
※记者手记
在常人眼里，跟总书记握过手的人应该会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不过八年来，老纪和他的家人经历的难过的事儿远多于高兴的事儿。采访中，我曾问他发生这么多事儿，有没有后悔跟总书记握手。
老纪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当时我跟总书记握手，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儿，也没有想到给我生活带来这么多变化，当时只想着，能跟总书记握手机会多难得啊，况且能让别人看到总书记都敢跟艾滋病人握手，别人肯定也会理解我们这些病人，没想过会出现这么多事儿。”
采访中，老纪一直面带微笑，显得很乐观。他说，“我不敢回想这八年的细节，有些事儿想得太细，我怕在你们面前落泪，不好意思。”老纪说，日子还得向前看。对于未来，老纪说对自己的未来身体状况和病情非常有信心，不过一提到家庭环境，此前一直憨憨微笑的老纪低下头，沉默了。
当记者也跟着眼下很时髦的提问，问老纪“你幸福吗？” 老纪踌躇了一下，缓缓地回答：“我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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