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规划遭质疑
健康时报记者 马淑燕
▲ 云南学生世界无烟日呼吁拒绝二手烟。IC
新闻背景：2月21日，由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控烟规划（2012-2015）》（以下简称《规划》）解析会在北京召开，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著名控烟人士吴宜群等在内的多名控烟专家参与讨论，建议尽快出台更详尽的《规划》实施细则。
【专家语录】
把一个国家置于烟草公司的地位，把卷烟产量增长速度略低于跨国烟草公司的产量作为成绩，无意中露出了烟草业的面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
多数市民买烟时并不看字（警语）或者根本不会注意到，印警示图片才是最广泛、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
许多人认为（烟）涨价是对穷人不公平，其实恰恰相反，这是让他们保命的方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姜垣
我国被世卫组织排列在0类场所禁止吸烟的国家，且绝大多数禁烟法规都是2006年以前制定的，缺乏执法效果。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
我国的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这会为烟草制品的质量监督和检测检验留下很大的违规操作空间。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甘泉
2012年12月21日，由工信部、卫生部等8部委联合编制的《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在千呼万唤中与公众见面，但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却直言这是一个被烟草业“绑架”的、敷衍应付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规划。“总觉得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规划中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没有责任主体，哪些地方没做好以后都不知道该打谁的屁股！”
质疑一：图片警示在2016年前还是上不了中国的烟包
“根据我们的调查，多数市民买烟并不看字（警语）或者根本不会注意到，烟草企业把‘吸烟有害健康’的字体放大一点儿，只是换汤不换药，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控烟专家吴宜群说，“一图胜千言”，在烟包上印上直接的、明确的、有冲击力的图片健康警示，就等于印发了1100亿份免费的烟草危害告知书，是一种最广泛、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即使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容易理解。
但《规划》仅规定要“按照‘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要求，通过扩大警语占用面积、加大警语字体、增强颜色对比度等，切实提高烟草危害警示效果。”无视世卫组织《烟草框架公约》第11条实施准则中“缔约方应当要求使用彩色的图片警语”的规定。
2012年，全球烟包上印有图片警示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上升到63个，且更大幅图片式的健康警告渐成主流趋势。澳大利亚现在的图片警示健康警告是世界上最大的，占包装正反面的82.5%，其次是乌拉圭，占包装正反面的80%，第三是加拿大和文莱，占包装正反面的75%。
相比之下，中国的烟草业只是调大了警示语的字号，只字不提上图片的事儿，还明目张胆使用“1mg”、“5mg低焦油”、“淡味”、“柔和”、添加中草药精华等字眼来误导或蒙蔽消费者。
北京健康城市建设促进会发布的《2012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显示，85%的人支持将“黑肺烂牙”等直接说明烟草危害的警示图片印上烟盒；2012年两会期间，新探中心对25000人进行的网络公众调查显示，87.8%的人希望将图片警示上烟包列入我国的控烟规划。
面对国际控烟趋势，面对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诉求，为什么已经“板上钉钉”的图片警示问题仍然上不了中国的烟包？
吴宜群指出，在中国控烟规划制定过程中，争议最大、最激烈的是关于烟草制品包装上就是放不放图片警示的问题。实际上掌握着中国烟草业走向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即中国烟草总公司）主导着这一关键政策的制定。
“印警示图片会影响烟草业的营销，谁都不愿意逢年过节提着印有‘黑肺烂牙’的烟去送礼，在众多压力下，他们只能采取迂回、敷衍、拖延的手段，美其名曰‘分步实施’”，吴宜群说。
质疑二：公共场所禁烟法律仍难产
我国有3亿多烟民，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其中青少年1.8亿，二手烟暴露率达72.4%。
首都医科大学崔小波教授指出，我国被世卫组织排列在0类场所禁止吸烟的国家。虽然有154个城市的所谓禁烟法规，绝大多数禁烟法规都是2006年以前的，缺乏执法效果。
全国仅有上海、杭州、哈尔滨、北京等7城市颁发了公共场所控烟法规或规章，地方立法受到立法权限制，不同城市立法的差异性已经导致了居民之间的矛盾发生。崔小波说，“这几个出台公共场所禁烟法规的城市，有的严一点儿，有的松一点儿，去年就出现过上海来京游客劝阻咖啡厅邻桌3名吸烟者时被打的事件，这其实是上海和北京的控烟法规‘打’起来了”。
此次出台的《规划》提出“到2015年将二手烟暴露率从2010年的72.4%逐步下降到60%以下。”、“健全公共场所禁烟法律法规，加大公共场所禁烟执法力度”但仍局限在“推动地方加快公共场所禁烟立法进程”，没有提出建立国家级的公共场所禁烟法律。崔小波说，中国不是联邦制国家，为什么在国家承诺的履约过程中，不制定国家立法，却要使用地方立法形式？全国人大的国际承诺有什么意义？而且《公约》要求“所有人都应受到保护，以免接触烟草烟雾”，如果仅在城市层面出台法律，全国8亿多农民就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法律法规保护他们不受二手烟雾威胁，“这显示了城市和农村的严重不平等”。
“目前制定我国公共场所禁烟法规的时机已经成熟，不需要再评估”。崔小波说，调查显示，全国近90%的公众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从2008年以来，全国两会已有超过16件以上的有关控烟提案，其中立法提案征集到上千名代表签名，强烈要求全国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全国有7个城市已颁发公共场所控烟法规，也为全国控烟立法提供借鉴。
崔小波说，“自愿的无烟政策一再表明是无效的，不能提供适当保护。”距离2015年只有不到3年了，应尽快明确将全国性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禁烟法规列入国家立法计划；尽快明确牵头单位并启动相关程序。建议由履约领导小组责成国务院法制局建立立法计划，提出立法框架，并确定立法计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质疑三：烟草税价无联动，导致中国烟价偏低
价格和税收措施是重要的减少各阶层人群烟草消费的工具，特别是青少年。
对烟草的毁灭性影响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转向提高烟草税以降低烟草消费且增加财政收入。
“如今纽约的烟草税水平是美国最高的，卷烟平均价格14美元，包含了纽约市税、纽约州税、联邦税。在提高烟草税后，纽约的成人吸烟率从2002年的21.5%下降到了2010年的14%，青少年吸烟率从17.6%下降为7.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姜垣说，烟卖得越贵，购买的人自然就会越少。
中国目前卷烟税率仅为40%，而且卷烟的平均价格低，约一半人购买5元以下烟草制品。姜垣说，“许多人认为（烟）涨价是对穷人不公平，其实恰恰相反，这是让他们保命的方式。”
根据“布隆博格减少烟草使用全球行动”（Bloomberg Initiative to Reduce Tobacco Use）的数据，如果能够在中国、印度、埃及等9个国家中提高烟草税率，就可以挽救近3千万的生命。其中若使中国的烟草税率从40%提高到68%，不仅每年可增加 164亿美元的税收，还可以减少5400万吸烟者，挽救1370万人的生命。
《规划》中还规定“加强烟草制品税收管理、价格管理、加强烟草企业收益管理”，尤其提出“确保烟草企业依法按时足额纳税”等细则，“就像是烟草业的一个内部规定，并没有提高烟草税率和烟草价格的承诺、没有调整税率的方法、没有税价联动的规定、没有提高烟草价格的时间表。
在这样的税价管理规划之下，很难达到既定的控烟目标。”姜垣说。
总体来看，《规划》更是与国际公约的指导思路相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指出，“大家都知道应该从减少供应和需求双方来控烟，《法规》却以减少烟草需求和控制烟草供给为指导思想，注意不是‘减少’，而是‘控制’，而即便是控制烟草供应也是一句虚词，因为没有设定任何控制目标”。
※记者手记
从2009年中国官方承诺着手制定控烟规划，2010年发布开始，近三年多的博弈，《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在许多人尤其是控烟人士的期盼中终于出台了，但2012年底才发布了原本计划的五年规划变成了三年规划。
不可否认的是，规划中不乏积极的元素，如在广泛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推动地方加快公共场所禁烟立法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这些都值得肯定并要监督执行。
现在《规划》频频被控烟人士“挑刺”，这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烟草业排除在控烟政策制定与实施之外，控烟过程中有人既当 “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真实国情。
控烟人士的激昂呐喊不光是感情的宣泄，更应该成为政府倾听民众声音的参考。或许出台更详尽、更完善的实施细则，从烟草业种植开始考虑10年、20年的控烟远景规划才是真正关注民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明智之举。
辩论和妥协是目前国家权衡各方利益的不得已为之的行为，但子孙后代的健康不能建立在一再地对烟草业让步，没有了健康，经济价值根本无从谈起。
控烟不能光靠控烟人士奋臂疾呼，它应该是关系到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共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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