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50年的看病欠条

■新闻背景

　　我为什么当医生？在百年老校北京大学医学部，这是2013年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议题之一。对于这个话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旭岩连续做了两场报告，每一场报告都座无虚席，引发热议。近些年，受复杂医患环境影响，众多医学院校出现招生难、生源质量逐年下降等堪忧现象。

■精彩阅读

　　无奈　三天两夜，父亲回来了，借遍了整个村子，只凑到了12000块钱。他13岁的儿子，因为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住院，在他回来之前，治疗所花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

　　绝望　“我们没钱治，趁孩子有气我得拉回老家，和他妈妈埋在一起做个伴儿……”说完，父亲亲手把维系孩子生命的气管插管慢-慢-慢-慢拔了出来。

　　感动　“插管！”陈旭岩很小声，她不知道这个声音从自己身体何处发了出来。话音未落，身后的小护士“啪”的一声就递过来了一个喉镜。很快，孩子憋得发紫的脸逐渐恢复了颜色。

　　骄傲　做急诊医生近30年，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无可比拟的回报相比真的不足挂齿。这份职业自身固有的光芒就可以令人世间所有名利物质的东西黯然失色。



　　“啪！”两份报纸落了地。

　　声响过后，陈旭岩看到的，就只剩送报的小男孩扭头飞跑的身影了。

　　这样的背影，在每个夕阳西下的时刻，都会出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室外。每一次，小男孩来的时候，陈旭岩都会假装没看到。她觉得，孩子偷偷送报，是出于感谢，也有些许歉疚，所以，哪怕只是眼神的相撞，也可能刺破孩子幼小的自尊心，让那张50年的欠条成为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借遍了整个村子，总共就这么多钱了。”

　　“大夫，我就带了200块钱。可这钱不能花，我还得进购今天的晚报呢”，十几年前，记不清是哪天，陈旭岩的科室来了一位以卖报纸和捡空瓶子为生的父亲，他的儿子才13岁，胸闷憋气已经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之前，因为穷，孩子腹泻发烧了一个月都没在意，最近两周开始没劲儿，连站立都觉得困难。

　　陈旭岩很快判断，这是典型的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一种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疾病，虽然预后好但依然有一定的病死率，主要死于呼吸衰竭、感染等。眼前的小男孩显然已经累及到呼吸肌，必须用呼吸机支持生命了。

    上呼吸机意味着花费不菲。可孩子的父亲却一个劲儿地说“只带了200块钱，这钱还不能花”。

　　要和一位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解释清楚吉兰-巴雷综合征绝非易事。但好歹总算，孩子父亲听明白了陈旭岩的话，并答应说，他让一个老乡过来守着孩子，自己回老家借钱。因为早前，妻子病故，他已经欠下了一屁股债。

　40岁不到却看上去苍老的父亲埋头离开不久，孩子已经完全喘不动了。虽然欠着款，陈旭岩还是给他插上了管、接上呼吸机。就那样等着他爸，等着钱。

　　三天两夜，父亲来了，黑黑的脸庞，瘦得都快让人认不出来了。一双粗糙的手，捧出了12000块钱，说“我借遍了整个村子，就这么多”。

　　一时间，陈旭岩哑言了，因为在他回来之前，孩子治疗所花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

“趁孩子有气儿我得拉他回老家，和他妈妈埋在一起做个伴儿。”

　　两天后的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到了抢救室门口。

　　“怎么能停这儿呢”，陈旭岩走近看才发现，是那个小男孩的父亲，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带孩子走。

　　看到陈大夫，孩子父亲说话了，但更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说“我们没钱治，你们好心，但欠的钱我几辈子也还不清，趁孩子有气我得拉回老家，和他妈妈埋在一起做个伴儿……”

　　类似的话，从一个七尺男儿的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的无奈，那么的自责。

　　在急诊科，这样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陈旭岩很伤感，她就那样站着，看着孩子，看着孩子的父亲，看着他收拾完东西，然后亲手把维系孩子生命的气管插管慢-慢-慢-慢拔了出来。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动作。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大约就在小男孩父亲拔掉气管的那一年，在法国，一位母亲通过胃部流食导管将一种安乐死药物注射了进去，很快，他22岁因车祸而全身瘫痪的儿子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这个世界。事件发生后，法国社会激起了巨大反响，由此爆发了在各个层面上的讨论和争议。

　　给插管病人拔管，和注射安乐死药物的后果一样。

　　很快，孩子的氧合就从100%、95%、92%、90%掉到了85%、82%，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一点点下降，陈旭岩的内心无比纠结。下意识间，她不停地用右手使劲地掐自己的左胳膊。

    “那时候，我并不觉得疼，但我知道我肯定很用力，因为之后胳膊上起了一块很大的淤青，一个星期都没有下去”，陈旭岩回忆。

　　时间又过去了大概30秒，氧合掉到80%。这是一个要命的数字，意味着孩子可能就这样眼睁睁地在痛苦和恐惧中永远地离开。

　　大家都在流泪，绝望的父亲的眼泪，恐惧的孩子的眼泪，还有纠结的大夫们的眼泪。

“这份职业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人世间所有名利黯然失色。”

　　“插管！”陈旭岩很小声，她不知道这个声音从自己身体何处发了出来，总之，在最纠结最紧要的时刻，虽然小声，却无比有力。

　　话音未落，身后的小护士“啪”的一声就递过来了一个喉镜。小护士才刚毕业，不知哪儿来的信念，就那样一直备着插管的物品，静静等着主任，等着插管的指令。

　　插管顺利、接上呼吸机，80%、82%、85%，孩子的氧合一点点上升，憋得发紫的脸逐渐恢复了颜色。

　　仅仅两周，小男孩就已经无需依赖呼吸机了，三周之后，孩子病愈出院！

　　看着历经生死后的小男孩那张快活的脸，陈旭岩深感幸福，直到出院，她都始终不忍心和这个弱不禁风的家庭去谈那笔数额不低的治疗费。

　　后来，是医院的催欠组老师和小男孩的父亲签了一个大概50年的还款协议，相当于每月偿还医院200元。

　　可出院之后，陈旭岩每次问起这笔欠款时，催欠组的回答总是：没还，他家里没钱。

　　这样的结果，在陈旭岩的预料之中。

　　“他那样一个家庭，妻子病故本来就欠了债，又没有什么谋生的手段”，陈旭岩说，其实当时说“插管”的那一刻，她就已经想过这笔欠款可能一去无回了，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不插，他必然就会死。所以，在纠结中你一定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撞击：救这条鲜活的生命！

　　让陈旭岩感到幸福的是，当初那个病愈的小男孩，出院之后，经常会在晚上，一个人偷偷溜到急诊分诊台窗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然后转身就跑。

　　那个时候的两份报纸，好歹也值一块钱。小男孩家里穷，他还不起每个月的200元，便用这唯一值钱的用以谋生的报纸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与歉疚。

　　每一次，小男孩来，陈旭岩都假装看不见，待他转身飞跑时，却会很专注甚至是很享受地盯着他的背影。

    “看着之前脚趾头都不能动一下、不能自己喘气、差点和死去的妈妈埋在一起的孩子，如今却能够像‘准刘翔’一样欢快地奔跑，这个时候你心底最纯净、最神圣、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触动。扪心自问，哪一种职业会有如此美妙的心灵体验呢？”

　　陈旭岩感叹，做急诊医生近30年，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回报相比真的不足挂齿。这份职业自身固有的光芒就可以令人世间所有名利物质的东西黯然失色。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话语，在百年老校北京大学医学部新生入学典礼上，陈旭岩讲完，不仅是刚入学的新生，就连听过无数感人故事的学校老师也都湿润了双眼。该校党委副书记李文胜后来不止一次在会议上转述了这个故事，据说“现场半数听众都哭了”。

　　这样的故事，其实常常在医院发生，但永远不敢去张扬或报道，陈旭岩说，否则第二天门儿都没法开了，一群患者会在那儿等着。



※对话陈旭岩——我为什么当医生

　　健康时报记者：您担心这样的故事被报道出来后，更多无钱治疗的病人会涌入您的科室，可您依然把故事讲出来了。

　　陈旭岩：之所以在新生入学典礼上讲，是因为在未来从医路上，这些孩子们需要这些柔软的善良的东西去支撑，去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和信仰。但我更希望，这样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后，能引发大家关于生命权、对于死亡的重新思考，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每一个有救的生命享受平等的治疗权？为什么我们经常不得不把如此多的医疗资源用在无益的终末期治疗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已然走到尽头的生命视作一种自然死亡的进程，倡导尊严死。

　　如何在规范甚或法律层面，约束部分无益的终末期患者在类似重症加护病房（ICU）中的巨大花费，如制定收住ICU的标准，让那些急性、可逆性的、能够短时间内从器官支持或替代治疗中明显获益的患者进入ICU，能否考虑适时终止不可逆的完全依赖外力延续的生命，结束“长时间不能死去”的“被活着”的局面。

　　做这些，最重要的是法律的保障和支撑，最难的是医学伦理层面的论证。这样的难题在我们国家不能再被刻意回避。

　　健康时报记者：同样是没钱治，在您的报告中，另一个年轻生命却被无奈放弃了。为什么您没有把类似的无奈变成同样的感动？

    陈旭岩：这就是生命权的不平等，是个涉及伦理、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我的选择，基于医学考虑，也迫于环境的无奈。

　　从医学角度说，两个人的病不一样，小男孩得的吉兰-巴雷综合征，我知道痊愈的概率很高，而且费用主要是呼吸功能支持，相对是可控的。但那个不该被放弃的生命，得的是急性重症坏死性胰腺炎，依那个患者病情的严重性，无论花多少钱来支持呼吸、肾脏等多个器官的功能，都有接近一半的可能，最终是人财两空。

　　所以，我没办法做出同样的选择。作为急诊科主任，我能背负多少欠费？为什么当时我会站在那儿纠结呢，因为你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确很伟大，可如果对于每个生命都这么伟大，一个科室一家医院能承担多少呢？政府责任在哪里体现呢？……很多现实的东西，都会让你非常为难。我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最难的部分不是技能，而是伦理。”

　　健康时报记者：可再多的无奈，您还是对学生们说，自己从医的信念，30年没有动摇？

　　陈旭岩：我觉得，医者仁心救人于生死之间的的幸福感足以冲淡一切中国医生今天面临的困难，我坚信，这些困难一定是暂时的。

　　健康时报记者：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陈旭岩：比如小男孩欢快奔跑的背影，比如才毕业没多久的小护士，就那样备着插管站在你身后等着你去救孩子的画面……好多好多，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些美好的碎片，让你感到，世界因我们而不同！一个生命的结局影响一个或多个家庭的幸福；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与否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真正和谐与幸福指数。

　　健康时报记者：这就是您选择当医生的原因？

　　陈旭岩：我从医，是因为一幅画。31年前我的祖父用一幅画启动了我的从医生涯。那是19世纪著名肖像画大师卢克教授应英国亨利泰特爵士之约为其刚刚落成的美术馆所作，爵士对画作唯一的要求是，作品要能够同时体现最美好的事物和科技的价值。

　　3个月后，画家交出了自己的作品——在油灯照亮下，一位医生在一间极其简陋的茅舍内救治病孩，医生柔和的眼神中充满关爱和莫大的同情以及专注和睿智，画作的名字就叫做“医生”。

　　30多年来我经历很多，读书不少，但没有看到一个说法，对医生的定义能够如此准确。因为，人世间最美的，不过人性之美。以极大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去救助患者、呵护生命，而不仅仅是对付某种疾病，更不局限于修复器官乃至细胞。

    中国移动用户编辑jksb到10658000订阅《健康时报手机报》，内容包含时下最新的健康热点、生活时尚、吃出健康、中医养生、心灵驿站、医疗课堂、服务互动等权威、实用的健康资讯，5元/月。